入秋以后我把那台落地扇从客厅挪到阳台，插上电，扇叶抖了两下就不动了。
扇子是零九年买的，白塑料壳晒成了米黄。我打开手机搜同规格的新扇——一百二十九，包邮，第二天到。从发现它坏了到看完价格，大约四十秒。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是把扇子抱下楼，塞进电动车后座，骑到巷口那家家电维修店。
店在关了门的粮店隔壁，卷帘门只拉起一半，得低着头进。里面是按年头摞起来的堆：显像管电视、双缸洗衣机，靠墙一排揭了盖的电饭煲。地上摊着螺丝刀、万用表和一只装电容的铁皮饼干盒，图案是九十年代的曲奇。
师傅五十来岁，正给一台电扇换摇头齿轮，手上有黑机油。他让我把扇子放地上，插电，按开关，扇叶抖两下，停。他嗯了一声，拔插头，拆底座，四颗螺丝有一颗锈死了，拿钳子拧，嘴里念了句这螺丝谁装的。打开底板，他指给我看：电容鼓了，顶上鼓起一个小包，像被谁用针顶了一下。他说：“八块。下午来拿。”
我付了钱，到门口回头问，这扇子还能用几年。他说三五年，轴承开始响了。
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：我原本已经准备买新的了。这念头来得太自然，自然到事后才觉得不对——扇子坏了，第一反应是买，不是修，而这反应里没有一点挣扎。不是“修太贵只好买”，是根本没想起来还能修。搜新扇时我算的是一天不到一块钱，很划算。这笔账里什么都有，就没有“这台扇子已经在我家转了十七年”这一项。
这几年有个词听得很多：计划性报废。这话有一半对，另一半常被说漏。真正让修变得不可能的，往往不是坏心，而是几个非常具体的决定：电池用胶封死，拆开就废；外壳用五角异形螺丝，家里没这种批头；最要命的是不供配件——一个塑料按钮断了，整台报废，因为那个按钮不单卖。这些决定单看每个都有理由，更薄、更防水、良率更高。合起来的结果是，一台机器的寿命不再由最耐用的零件决定，而由最先坏的那个零件决定，而那个零件偏偏买不到。
我那台扇子能修，不是因为它造得高级，恰恰因为造得笨：螺丝是十字的，电容是通用件，电机是标准件，铁皮盒子里翻一个就能对上。笨的好处是处处能拆，拆开就能换。
所以我不太同意一种讲法，说从前的国货质量好。从前的国货不是质量好，是标准粗、余量大、结构松。它们坏得也勤，只是坏了有得修，修的时候不必求人。今天的机器做得精，一体成型，确是进步；但进步的方向恰好是让东西更难拆开，而“难拆”和“不能修”只隔一步。
我也不想把修说成美德。巷口这家店我去过三次：一次修电饭煲，师傅弄了半个月说等配件，收我二十，那锅至今还糊底；一次送台灯，他看一眼就摆手，说买新的吧。老师傅会失手，用的常是拆机件，换上去的比原来那个还老。有些人家里什么都留着，其实不是惜物，是缺钱，把穷说成节俭，是给自己找台阶。
真正的问题不在我们不肯修，在于修的通道被一节一节拆掉了：会修的人老了，徒弟不带；配件不供，只能拆机取件；修一次的价钱抵得上三分之一台新的，“值不值得”这道题就自动有了答案。你不必被谁说服，自己就会算。
下午我去取扇子。师傅把底座装回去，插电，扇叶转起来，风声比原先闷一点，转到某个角度有一声很轻的咔哒。他说轴承磨了，补不了，得连电机一起换，八十五。我问换了能再用几年，他说七八年。我说那换吧。他说不值——网上同规格一百二十九，还带遥控，再添四十四就是新的。他说这话时没有劝我买新的意思，只是算给我听。
我没换。今年秋天它还在转，那声咔哒也一直在。
——艾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