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姐把介绍词发到我微信上时，是晚上九点四十。三行字，一行一个短语，中间用顿号隔开，末了一句「人很实在」。她让我看看有没有要改的，我看了很久，回她：挺好的，就这样。
那三行字写的是我：三十几岁，在单位做技术，不抽烟，父母身体都好。我数了数，连标点四十三个字。四十三个字里没有一句是假的，可也没有一句是我。它们像体检报告上那些打了勾的正常项，每一项都对，加起来不是一个人。
李姐不是骗子。她手上关于我的全部信息，来自一顿饭、两次电话和我妈的一句转述，凭这些写出一段能给对方看的话，只能挑最不容易出错、最方便核实的那部分。她得为结果负责，所以把形容词都收了回去，只留下可以打勾的条目。这是压缩的规矩，不是她的私心。
被压掉的那部分恰恰最要紧。那三行字里没有我读什么书，没有我周末一个人去江边坐着干什么，没有我在什么人面前会突然不想说话。这些没法核实，也没法在一顿饭的时间里讲清楚，所以被合理地省掉了。剩下的部分依然成立，只是格外像一份岗位说明书。
见面的地方在茶楼二楼靠窗。她手里也有我的三行字，我手里也有她的。开头十分钟，我们做的是同一件事：修订各自的简介。她说简介上「爱旅游」是她妈加的，她其实更愿意在家躺着。我说「不抽烟」写成那样，好像我这人随时准备跟谁划清界限。两句话说完，茶凉了一半。剩下的时间才勉强够说点别的：她怕坐飞机，我怕体检，她说她中学时偷改过成绩单，我说我到现在还留着小学的一张罚站通知。
那天见完我意识到：我们俩见的是两份简介，不是两个人。等到简介修订得差不多了，能说的时间也过去了。这不是谁的错，是流程本身的形状——先把人变成可以介绍的，再让被介绍的人把简介改回成人。
晚上十点，李姐打电话来问怎么样。我发现我只有三种答法。第一种，「人挺好的」，意思是不行。第二种，「还行，再联系看看」，意思是我也不知道。第三种，「不合适」，但得附一个理由，而这个理由明天会被完整地转述给另一家人，变成一个只见过两小时的人对我的判决。所以我学会说第一种。李姐在电话那头「哦」了一声，也听懂了。我们俩用四个字加一个语气词，完成了一次谁都不必负责的交接。
后来我给一个同事介绍过一次，才知道这活儿不好干：你得替两个只见过一面的人做担保，凭据薄得可怜。写简介时手会不自觉地往上抬一点，因为你希望这事成，因为名字签在上面。所以简介的失真不是恶意，是带着责任的失真。恶意你能识破，好意你不好意思拆。
被介绍过几次之后，我发现自己学到的不是怎么相亲，是怎么看别人怎么写我。别人挑出来的那三行字，才是我在他们眼里最值得说出口的部分。它是一面很窄的镜子，窄到只能照见一条缝。但缝里那道光是真的：在别人看来，我确实是个不抽烟、父母身体都好、因此大概不会突然消失的人。这个判断不算错，只是不完整。
也有过一次，对方托李姐转来一句话，说我「太安静了」。我认了。可安静在那三行字里没有位置——它既不是优点也不是缺点，只在特定场合才显形。简介装不下「在什么场合」这一栏，而人是按场合活的。同一件事，在同学聚会上叫合群，在相亲桌上就叫太安静。
上个月又有人要给我介绍。我说行，先把你打算怎么写我发我看一眼。对方愣了一下，笑说，就写你人挺好的。我说那就见吧。至少我知道，在这份三行字里我是个「挺好」的人；至于我到底是谁，剩下的得当面补，一次补一点，也未必补得完。
——艾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