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个月部门有个协调会，我带小周去。他毕业三个月，进这栋楼不到两周。会开了一个半小时，七八个人绕来绕去，最后定下来两件事。散会以后我翻他的笔记本，一页纸，上面画了个歪歪扭扭的方框，算是这层楼的平面，格子里写着门牌号，每个门后面坐着谁他都标了，两个没挂牌的科室画着问号，旁边竖着一列，十一个圈。
我问他圈是什么意思。他说没听懂的地方就画一个。我让他念：第一个是“这个事到底哪个科牵头”，第二个是“为什么先找他们不找我们”，第三个他想了想，说“这个流程为什么要走两遍”。我在这栋楼待了四年，第一个我能答，第二、第三个答不上来。我自己的本子上记了三行，都是结论：谁负责什么，什么时候交，下次带什么。
这四年我把“不知道”换成了“应该”。该找谁，该先找谁，开场先说哪句，材料打印几份，哪个环节打个电话就能省一趟。这套东西好用得让我几乎不再需要想它。省下来的时间都是真的，代价是我很久没画过一个圈了。
最近读巴利《天真的人类学家》。巴利是英国人类学家，一九七七年到喀麦隆北部的多瓦悠人村落做田野，前后待了一年多，一九八三年把这段经历写成这本书，中译由何颖怡翻译。它常被当作人类学的入门闲书，因为确实好笑。
好笑的都是他自己。多瓦悠语是声调语言，音高错一点意思就换一个，他跟一位巫师告别，本想说“我要回家煮肉”，巫师听见的是“我要去和铁匠的老婆亲密”。他牙疼，找当地医生，被一个修手表的技工按在椅子上拔了两颗好门牙，麻药是拔完才打的，针头没消毒，后来查出肝炎。一年半瘦了三十六斤。
但书里最不体面、也最结实的一句在中间。他说，不少文章写人类学家被研究对象“接纳”，那是胡说八道；就他与多瓦悠人打交道的经验，他“只能期望被当成无害的笨蛋，可为村人带来某些好处”。这等于承认，他待了一年半，始终在门外。
门里门外的界线是一句问候。多瓦悠人见面必问“今日，你的天空可清朗”，对方答“非常清朗，你的呢”，再答“我的天空也很清朗”。三句里没有一个字是信息，可要是不说，对方就觉得你冷淡，不愿跟你交朋友。他在这种毫无效率的重复里熬着，材料才一点一点长出来。
真正让我坐直的是另一处。他问人，庆典的主办者是谁。对方答，那个头戴豪猪毛的男人。他环顾四周说没看见。对方说，因为他今天没有戴。多瓦悠人习惯描述一件事应该是什么样子，不描述它此刻是什么样子。
我把这段读了两遍，想起那十一个圈。“应该”和“是”之间有一条缝，新人看得见，因为他手里还没有“应该”。我不是知道得多，我是被“应该”填满了。它省时间、显得专业、不惹麻烦，装到齐了，“为什么”就没地方放。
我不打算说人该保持天真。装不懂是另一种熟练，办公室里靠“这块我不熟，您多讲讲”套话的人不少；小周那十一个圈里也有两个是废话，蠢问题就是蠢问题。还有一层更硬：能当“无害的笨蛋”本身是有特权的事。巴利有经费，有伦敦的职位，村里人怎么看他，他随时能走。真正没退路的人不敢问。
散会那天我让他把圈一条条念。念到第七个，我说这个我讲给你听，讲完他要把圈划掉。我说别划。他问为什么。我说留着，过两年你会想不起来自己曾经不懂。
——艾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