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冬天退租，房东来验房。他从门口走到阳台，手掌贴着墙一路摸过去，摸到书桌上方停了一下，凑近看，说“还行，比我想的干净”。他没看见的，是那块墙上的四个钉眼——上一个租户留下的，用同色的涂料点过，颜色偏深一点，像四滴干掉的血。我搬进来第一天就看见了，三年里每天坐在桌前都能看见。我没补，因为不关我的事；也没跟房东提，因为补一次要折进去半天。
我这三年，一颗钉子都没打过。房东交钥匙那天只说了一句“别打孔”，说得不重，像顺口提的。我就真没打。挂画用免钉胶，挂钩用那种撕下来不留痕的，毛巾架是吸盘式的，冬天掉过两次，掉了就重新按回去。后来我发现自己养成了一套动作：拿起任何东西，先掂一下重量，再想这面墙承不承得住，最后决定用胶还是用夹子。熟练到不用过脑子。
代价是画挂得不对。不是挂歪了，是高度不对——胶的承重有限，重的东西只能往低处挂，低处又正好是桌沿。有一回相框半夜掉下来，砸在杯子上，我开灯扫了十分钟玻璃碴，扫到最后蹲在地上想，这事本来不该发生：一幅画的高度应该由眼睛定，不该由胶的说明书定。
更大的代价在买东西上。书架是组装的，搬了三次，每次拆成六块板，用胶带捆好。第三次装回去的时候有两颗螺丝怎么拧都是空的，孔已经滑了。那以后我买家具先看一条：能不能拆成板，能不能一个人搬下楼。上个月在旧货市场看见一张实木餐桌，四百块，桌面有一道很浅的刀痕。我量了三遍电梯和楼道转角，量完还是走了。不是放不下，是脑子里那句“下次搬家怎么办”。
那句话大概是这三年里我说得最多的，比“好的收到”还多。它先是策略，后来变成习惯，再后来变成一把筛子：猫不能养，因为带不走；好锅可以买，因为能带走；跑步机不买，因为它拆不开。最狠的一次是有人问我要不要在这边长期待下去，我说看情况。那三个字出口的时候我自己愣了一下——三年前我会说“当然”，现在我说“看情况”，而且说得很顺。
我不打算把这写成“人还是得有自己的房”。那是房产广告的结论，不是我的。我想说的是，“随时可以走”这件事如果持续得够久，会悄悄改掉你对“以后”的想象：你不再设想五年后这面墙上挂着什么，只设想搬走那天要打几个包。所有决定都被加上一个可以撤回的前缀，包括要不要认真对待一个人。这不是洒脱。洒脱是不在乎，而你是太在乎成本。
但反过来，我也不觉得“扎根”就高贵。老家那面墙上钉满了钉子，挂过腊肉，挂过奖状，也刻过孩子长高的线。那不是自由，那是被钉住了——一辈子不搬的人，很多不是不想搬，是搬不动。所以真正稀缺的其实不是产权，是那句“我打算在这儿待一段”。这句话可以在租来的房子里说完。
新房子的客厅，我钉了第一颗钉子，挂了一幅不值钱的画，画的是别人家的一扇窗。房东来看过一次，在画前面站了站，什么也没说。退租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洞补上。但这一次，我先钉了。
——艾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