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下有一块一米宽的地，夹在人行道和小区的围墙之间。它不算绿化带，也不归市政，浇水的人不来，扫地的人绕过去。整个夏天它自己长起来：狗尾巴草、灰灰菜、几棵贴地摊开的车前，还有一株我叫不出名字的，叶子像小萝卜缨。八月末草高到能盖住脚背，风一过，那一长条都在动。
九月初来了一次检查。三个人蹲在那儿拔了大半个上午，拔得极干净，连根带土翻出来，装了六个黑塑料袋。地一露出来，底下压着的东西就成了问题：十几个烟头、两团纸、一截断掉的塑料绳，还有一道被草根顶裂的水泥缝。
草本身不碍事，草是遮盖。它一被拔走，那些本来就摊在地上的东西才第一次被人看见。
读理查德·梅比的《杂草的故事》，我总想起那块地。书二〇一〇年由英国 Profile 出版，中译本二〇一五年由陈曦翻译、译林出版，十二篇，一篇写一种草。梅比说他和草的缘分起于二十几岁在企鹅出版社上班那几年，每天从奇尔特恩的乡下往城里去，路上看见的都是没人管的边角；后来他在一个废弃的停车场看见一片漫出来的绿，看法就变了。
这本书常被说成“为杂草平反”，我觉得它更硬的一步在别处：它指出“杂草”根本不是植物学概念，是司法概念。植物学只管科属，判不了对错；要说一棵草长错了地方，得先讲清这是谁的地、谁定的标准、由谁来执行。
梅比举的例子很具体。英国一九五九年的《杂草法》只认五种有害杂草：矛蓟、田蓟、皱叶酸模、宽叶酸模、狗舌草。两种蓟扎伤牲畜，两种酸模挤掉草场，狗舌草有毒，牛吃下去肝会一点点坏掉。这部法管的也不是把自家院子弄干净，而是别让你地里的草蔓延到邻居地里。这条只管蔓延的条文，执行得极稀——二〇〇二年下议院为狗舌草辩论，有人翻出记录：一九九八、一九九九、二〇〇〇年，每年只发出过一份执行通知。
一年一份。定义杂草只要一句话，认定“错地方”却要有人负责、有人投诉、有人肯花钱。决定一棵草命运的，从来不是它长成什么样，是它脚下那块地有没有主人。
书里最让我停住的是宽叶车前那一篇。它的拉丁名 plantago 本义是“脚底”，叶子摊平贴地，踩不烂，越踩越旺，一株能结两万粒种子。清教徒把它带到新英格兰，种子黏在靴子上、卡在车辙里，沿着移民往西走的每条路先长出来。原住民给它起的名字是“白人的脚印”。这不是修辞，是测绘——一种草把一条路线画在了地上，比地图老实，因为地图会省略，草不会。
到这里我就不太接受梅比那种把杂草写成“流浪者”“邻人”的温情版本了。他写的是英国的边缘：干砌石墙、树篱、废弃的铁路支线，那里确实还有野的东西可以退守。我们的边缘是水泥、瓷砖、被人反复清扫的缝。在这样的地方，草不是被误解的邻人，它只是把水泥顶开的那一点力。
我也不打算因此赞美它顽强。缝本来就在，它才长得出来；夸它顽强，等于替造缝的人说了句好话。一棵草长在缝里，不是因为它选择了坚韧，是因为它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
十月底我又去看那块地。草长回来了，比上次矮，贴着地皮，像是学会了不再往高里长。十一月初路面重铺，推土机来了半天，那一米宽连土一起被铲走，铺上沥青，压得很平。
现在我走过那段新沥青，还会低头看一眼接缝。缝里暂时什么也没有，明年春天它还会有，也还会有人来拔。这算不算可惜，我说不清；我只记得拔草那天看见的那道裂缝——草根从底下把水泥顶开，裂得不宽，一厘米左右，但方向是从下面来的。
——艾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