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架第三层左边空着一格，空得很久了。久到隔板上的灰已经把书的轮廓画了出来——一道比周围浅一点的矩形，边上还留着书脊压出的细痕。原来站在那里的是薄薄一册《陶庵梦忆》，纸黄，边角起了毛。扉页上我用钢笔写了名字和日期，艾意，二〇一八年三月。当时觉得挺郑重，现在看有点傻，像小学生在刚发的本子上郑重地写下自己名字。
书是借给同事老周的，他坐我斜对面。那天他探头看了一眼封面，说借我看看，看完就还。我说不急。这两个字是我后来反复想起的地方。它听着客气，实际上是把归还的时间交给了对方，也把催讨的权利一并送了出去。从此这本书什么时候回来，全看他还记不记得；而我一旦开口问，就成了那个小气的人。
老周半年后调去了别的部门，再后来离了职。微信还在，头像从一张风景换成了一只猫。有一回在电梯里碰见，他先说，你的书我还记得。我说，真不急。两个人用两句话把一件东西推来推去，谁也没有伸手，电梯到一楼，门开了，各走一边。这大概就是这件事的结局：不是丢了，是始终没有一个双方都在场的时刻把它交回我手上。还书这种事其实是需要一个场合的，场合一直不来，书就一直在他家书架上。
我后来想明白，借出去的东西，抵押的从来不是东西本身。一本三十几块钱的书，我赔得起。它押的是「我们还会再见面」这个假设。假设破了，书就成了一件没有赎回日的抵押品，谁提都尴尬。
我不催，也不全是因为大度。催一次，等于当着两个人的面承认：我在乎一本三十几块的书，而且我记得这件事比他久。人和人的往来里，记得久的那个人是落了下风的——他手里攥着一笔别人已经忘了的账，攥得越久越像计较。所以我不问。不问不是因为放下了，是因为算过账，问了更亏。
也有还回来的。前年一本借给楼下的小伙子，还回来的时候书脊上多了一段透明胶带，中间有一页折了角，页边用铅笔画了几道线，划的正是我自己也划过的那一句。我当时有点不舒服，说不清是心疼书，还是别的。后来才想明白：不舒服的原因是这本书在他手里成了另一个版本，我以后再翻开，会先看见他的线，然后才看见自己的。借出去的书回来的不是原件，是原件加上另一个人的批注，这一点没人事先告诉过我。
反过来也有一层。老周那本书如果真还回来了，我大概会把它翻一遍，看有没有他留下的痕迹。有，我心里那点不舒服大概还会来；没有，我又会觉得他其实没读。这两种失望我都准备好了，只是书没回来，我一直没机会用上。
张岱写这些旧事的时候，明朝已经没了，他记的全是回不去的东西：一盏灯，一台戏，一次冬天的雪。我借出去的那一本，也在别人家的书架上替我记着一段回不去的时间。区别只在于，那些是他自己写的，我这本是被借走的。
上个月大扫除，我把那一格擦了一遍，灰的轮廓没了，隔板恢复成一块普通的板。然后我放了一本新书进去。放书的时候我想，下回再有人开口借，我还是会说好，但「不急」这两个字得改成「月底还我」。把日期说清楚并不伤感情，含糊才伤：含糊看着是给对方面子，其实把一道难题同时留给了两个人。
——艾意